锦绣工场的蜀锦与蜀绣

      蜀绣与蜀锦同源蚕桑，具有悠久的历史，二者各持其技，又往往携手同进，珠联璧合，彼此添色，并蒂开放，作为南丝路上的大宗贸易商品，双双被誉称为“蜀中之宝”。四川大学博物馆里多有锦绣合璧的佳作。

  建基于丝织品上的蜀绣，真是一种“小心货”，它很难在时光的反复“擦挂”中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已发现的最早的蜀绣出现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约商周时期）一具青铜塑像上，那以坚硬的青铜形态留存在君王服饰上的龙纹，正是古蜀人的刺绣杰作。

  古人先是将颜色涂在肌肤上，称“彰身”，进一步刺在身上时，称“文身”。发明衣饰后，先是画在衣饰上，后来就发展成了用针将彩丝绣在衣饰上。刺绣由此诞生。最早的“文章”两字是另有其义的：用青、红两色线绣称之“文”，用红、白两色线绣称之“章”。从古至今的文章，何尝不是用一支笔作针、用灵慧和墨汁作线，在一张纸上“绣”出来的？故王充比喻富于才学的儒子，便称“犹女工织锦刺绣之奇也”。

  汉代以前，举国上下的织品上面只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绣，那就是蜀绣。“绣，色丝刺加于帛上者。汉以前，贵人所衣文绣，皆绘画成。惟蜀锦是织成”（《华阳国志》任乃强注）。

  蜀绣在汉代的出色表现获得了文人不吝辞藻地激赞和史学家的平实记录。西汉司马相如在一篇论作赋技巧的文章中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在司马相如死后72年出生的扬雄也在其《蜀都赋》中对他在成都随处可见的“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情景作出了“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的诗性表达——他形容成都的织锦刺绣户多得像四野丛生的芒草一样漫无边际!此外，扬雄写的《绣补》一诗，更是对针补文化结成的刺绣技艺之硕果给予了精彩的描述，这也因此使他的作品获得了西汉皇帝的喜爱——《古文苑·扬雄{答刘歆书)》：“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成帝好之。”

  随着蜀地丝织业的发达，蜀绣有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到西汉末期时，以蜀锦、蜀绣为龙角凤冠的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并因南丝路的进一步拓展而名扬海外。那时，朝廷少府属官的东织室和西织室，就是专为皇室加工缯帛文绣高级成衣而设立的——着衣绣样的等级规制，使皇室控制了刺绣成衣的生产权。用“补子”作载体的官文化激发了绣技的精进与发展。所谓“补子”，是在一块30—40厘米见方的绸料上，根据官级不同绣上不同的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文官的“补子”纹样是祥禽，武官则用仁兽，各分九等。上行下效，皇室对刺绣品分外重看透出的商机消息，扶正了蜀人对绣品的价值判断，更加刺激了蜀地民间绣业的繁荣昌盛。

  三国时，用蜀锦、蜀绣馈赠友邦、瓦解敌国和交换北方的战马，是蜀汉政权的最高政治谋略和财政主要来源。

  在晋人常璩的笔下，蜀地的“宝”有哪些呢？此人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写道：“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一块针刺的轻软之帛，可以与金银珠玉等天然硬件资源并列称“宝”，足见蜀绣在晋代社会经济中分量之重。

  隋代四川的绣业情况，因有众多持有“雕缕”之技的能工巧匠而被载入史册。“成人多工巧，绫锦雕缕之妙，殆牟于上国”（《隋书·地理志》）。

  唐代，安史之乱后，章服等级制度崩塌，九品官员以上才有资格穿的丝布已成为庶民的日常衣料。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成都的女红业发展到了令南诏国眼红得举兵来犯的程度。那一年，“嵯巅”率兵侵蜀，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出兵与南诏在邛州南面开战，杜军兵败，邛城陷落，然后，南诏入锦城，“慰赉居人，市不扰肆”，走时，却掠走锦工、绣工和漆工等工匠“数万”。当然，此举亦拓展了蜀绣技艺覆盖空间的线性增量，使南丝路两岸的民族绣艺获了大益，少数民族也“工文织”，织成的绫、罗、锦的质量，有的和内地的不相上下。南诏的手法，竟与南意大利王罗哲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放弃许多宝贝财物，杀了许多“无用”之人后，却卓有远识和不嫌麻烦地将2000多名丝织工浩浩荡荡带回到意大利有异曲同工之处。

  五代十国时期，四川先后被王建、孟知祥割据成前蜀和后蜀。那时中原一带战事频繁，四川偏居一隅，为蜀绣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环境。后蜀人赵崇祚编成的以描绘闺中丽人日常生活情态为侧重点的中国第一部词集《花间集》中，多有对蜀绣的描写，如韦庄的“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顾曾的“绣鸳鸯枕暖，画孔雀屏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