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成都 两千年蜀锦蜀绣

      在秦代的紧张与硝烟过后，汉代的巴蜀迎来了平和与稳定。刘邦被项羽分封至蜀，然而，这次分封却改变了中国历史；汉政府通好“西南夷”，两座重要的国家工厂车官城、锦官城先后入户成都；汉代人出行，皆要用车，大大小小的车辆成为了汉代人的国家习惯；一本奇书《山海经》在汉代成为了汉代人的精神殿堂，汉代人据此雕刻出诸多画像砖，表达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  

    根据迄今为止的史料，历史学家并不能确定锦官城落户成都的确切时间，与车官城一样，它的年代，是个千古谜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似乎也未能引起历代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说：“夷里桥南岸道……西城，故锦官也……命曰锦里”。常璩的记载，并未涉及锦官城的建立年代。东汉李膺在《益州记》中则云：“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  

    李膺这里说的蜀，便是蜀汉，言下之意，锦官城是蜀汉时才在成都兴建的。这个观点并不为近代史学家所认可，他们认为，常璩未提及蜀汉，而锦官城的年代又不会晚于蜀汉，应该是两汉年间落户成都的。《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在大夏国，曾见到过商贾贩卖蜀布、蜀锦；按照汉朝制度，除了奴婢、罪犯、商贾外，时人都可以穿戴锦衣、披挂丝绸，锦与汉朝人的关系颇为密切，而这正是修建锦官城的前提。大汉王朝在成都修建锦官城，作为国家的纺织工厂，一来是想对蜀地的织锦业进行合理控制；二来蜀锦意味着财富，这个算盘，大汉王朝是不会不算计的。

 锦官城的选址颇有意思，城址最终选在笮桥南岸，笮桥是南河上著名的七星桥之一，大约在今天西较场锦江南岸。选址在此，关键是此处江水不同寻常，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漂练的目的，是达到脱胶与漂白的效果，使其更具光泽，这道工序，便是左思《蜀都赋》记载的“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工匠们发现，在流江（今南河）里漂练的蜀锦纹路分明，色彩鲜艳，胜于初成，在其他江水漂练的蜀锦则差得多。于是，汉代成都人便将这里称为“锦里”，把流江经过成都的这一段称为濯锦江。

既称为锦官城，可想而知，大汉王朝在成都专门设立了一座“城中城”，将国家工厂安置其中。历史上，大汉王朝还建立过一座车官城，城不大，周围却有四座军营层层设防，戒备极其森严。锦官城虽无这等森严，从古至今却仍然没有一位史学家对其城内结构有过记载，由此看来，这里在汉代应该也是一处国家机密。显然，大汉王朝并不希望有太多人知道这里的详细情况，就连史官们也不例外。从车官城走出去的是军事上的战车，从锦官城流出去的是象征着财富的蜀锦，军机与财富，难怪大汉王朝对它们讳莫如深。

虽然神秘，每当蜀锦织成，织锦女工便手持蜀锦，来到濯锦江中漂练，正如《浪淘沙》描述的一般：“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夕阳西下，晚霞当空，江水中的蜀锦与倒映在江水中晚霞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幅长卷画一样在锦江中缓缓展开。濯锦多少缓和了锦官城的神秘气氛，一批蜀锦织成，便到濯锦江漂练，美丽的意境也时时定格在了汉代成都人的记忆之中。

 成都远在西南腹地，蜀道又艰险无比，大汉王朝为何宁愿放弃管理上的便利，也要将锦官城设立在成都？其实，这与成都兴盛的织锦业是分不开的。蚕桑文明在蜀地起源甚早，古蜀第一位先王蚕丛，据说便已教民养蚕。春秋战国时期，《尚书》记载，时人把成都出产的锦专称为“蜀锦”，以示区别。到了汉代，成都织锦业日盛，以致“机杼相和”，蜀锦织造技巧日趋熟练，以其做工精致、花式繁多闻名于世。汉朝张蹇出使西域，见当地商贾皆偏爱一种锦缎，张蹇一看，原来是成都的蜀锦，大吃一惊，回来如实向天子上奏。早在三星堆时期，古蜀人或许便已拥有了一条直通地中海的蜀道，顺着这条道路，蜀锦源源不断地行销海外。蜀锦昂贵，所谓“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怎能不令汉朝皇帝心动？

汉朝地域广博，蜀锦对大汉王朝的作用或许还不明显，对偏安一隅的蜀汉，其地位就不言而喻了。东汉末年，黄淮流域大乱，以致“白骨露于野”，袁术军食蒲苇，袁绍军食桑椹，黄淮流域纺织业几近停顿，蜀地较为安定，织锦业更为繁荣，以致《后汉书》盛赞成都蜀锦“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三国时，曹魏占据关中、关西，孙吴依靠长江天险，占有江南；蜀汉仅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