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蜀绣

       一首唱少女给情郎绣荷包表爱心的四川民歌，有句“为绣荷包儿有人求，……瞒倒爹娘绣得忙”，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互生恋情，违背父母之命，私送信物，故要瞒着。荷包随身佩带，除装钱物又作装饰，元杂剧明清小说服饰描写每每提及，欧阳修的“紫荷垂橐”即言此物。因以彩色丝线刺绣，故必出自闺阁，送心上人，图案绣鸳鸯或并蒂莲，喻有情人终不分离，针针线线，极尽工巧，最见女子惠心深情。

        荷包未必都特别，然而刺绣确非等闲手段。先秦典籍记“观古人之象”时，把“作会”(即绘)与“绣”并提，说“画缋(绘)之事，杂五色……五采备谓之绣”(《尚书》《周礼》)。画绣皆用色， 且“绣亦须画乃刺之”，可见其不简单。汉以前刺绣主要是衣裳，王充《论衡》：“刺绣之师，能缝惟裳”。所谓“绣”，文绣(礼记）”。只有皇帝服装才以五色绣之。据说周代以“绣”“文绣”区别以葛布与丝帛为材料的绣品。《史记》载“楚庄王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华屋之下”， 皇帝宠物穿绣图丝衣显是极尊贵；战国“齐纨鲁缟”很有名，这大概与齐郡尚刺绣、“恒女无不能”有关，丝织绣品大量制作在当时是极奢侈的，所以齐国“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衣因绣而尊，便有等级之分，古代正史上的《舆服志》详列此种差别，谓之为“典章兴矣”(《旧唐书》)。不仅如此，丝帛必须“加五采之巧，施针缕之饰”，方显珍贵，这正是“织锦刺绣，名曰卓殊”《论衡》的奇能，也是中国“女功之始也”(《礼记》)。王充论儒生之富于才学，比“犹女工织锦刺绣之奇也”。尤其商业发达生活侈靡之地刺绣更见兴盛，且名家一出，便自成流派，蜀绣即与苏绣、粤绣、湘绣并为中国四大名绣。

         今见蜀绣较早记载出于汉赋家杨雄，其《蜀都赋》云：“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另作《绣补》诗。随着蜀地丝织业的发达，蜀绣有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到西汉末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名声在外。刺绣基础在民间，但作为工艺，在当时仍很稀罕，因是奢侈品，并受朝廷官府控制。汉代少府属官的东织室西织室，就是专为皇室加工缯帛文绣高级成品而设立的。因绣品显示非凡之技，所以常视之为宝。晋常璩《华阳国》详载蜀地宝物，便将锦绣与金银珠玉同列。汉末三国时，蜀锦蜀绣均被用来换马以应作战之需并补财政之不。

        蜀绣的发展基于蜀地富饶，尤其是所产丝帛质好量大(著名的南丝绸之路便始发于成都)，故唐宋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宋史?地理志》)，“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 成都繁华富丽，生活享乐而艺能有所工，史称成都“人多工巧，绫锦雕缕之妙，殆牟于上国”)《隋书?地理》)。 良好的社会物质条件与优裕的精神氛围使得绣艺妙绝天下。

        民间凡富裕士子游女也多衣锦绣。《花间集》词多 咏五代蜀中男女情事，时有刺绣方面描写，如“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温庭筠)，“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韦庄)；除穿戴又借多种绣品及图案抒发情思并点染境界，如“红烛背，绣廉垂，梦长君不知”(温庭筠)，“绣鸳鸯枕暖，画孔雀屏欹”(顾曾)等等，尽管是词人之语，也可探知当时风俗；女红之盛，由闺阁的特定背景描写可见一斑，如“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韦庄)，“后园里看百花发，香风拂绣户金扉”(毛文锡)，诸如此类，几乎成了香艳脂粉套语，如“绣户”不少是指大户人家雕梁画栋的屋宇，如王倨“绣户雕轩文杏梁”。上举词中每每用金钱绣鸳鸯鹧鸪，那直是富豪之女的事，如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所谓绣楼绣阁，当是大家闺秀的所在。但也看出刺绣及绣品在妇女生活中的重要。

        历代文学，从古乐府《孔雀东南飞》句“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南朝宋沈约诗句“领上蒲桃绣，腰中合欢绮”，直到唐李白句“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等等，概不乏见此类描写，尤其是宋词描写市井生活，但凡写闺情更是细致描摹，不胜枚举。未出阁女儿做女红是正事，往往便注入其情，当真是“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的情调。富家女既工且享有绣品，衣裙帽鞋衫，枕衾帐帏屏均作绣工，甚至用金线绣出活灵活现的奇花异草珍禽灵兽等，工其技便十分绝妙。

        古蜀绣品极少传世，较早的“北宋蜀绣双冠图片”(现藏西南师范大学)，绫地，绣片高44厘米，宽30.7厘米，上绣二株鸡冠花、孤屿、水草水波纹，一雄鸡屿上昂首振翼催晓，上端钤“明昌御览”玉玺一方。